走进医疗纠纷调解员：为保独立性拒绝医院赞助

“不给我调够70万，卸你一条腿”

调解员们做的，其实是一件修补裂痕的事情。

从那些活生生的个案中，他们直观感到了横亘在医患之间的裂痕。有的患者甚至因此对整个社会产生怨恨。这些年，天津市医调委防止因纠纷引起自杀13件，防止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7件，防止群体上访31件、群体械斗4件……

姜兆理最深刻的感触是，医方认为患者闹事就是为了多赔钱；患者则认为医方隐瞒事实、逃避责任，“谁也不信谁”。

天津市医调委每年受理的500多例医疗纠纷涉及各个医学专业领域，为了弥补调解员医学知识的欠缺，每天都会召开评审会，对有死亡、伤残、有争议以及索赔数额较大的几类案子集体评审。不仅如此，这20多个调解员背后，还有汇集全市顶尖专家的专家库，随时可以请专家分析并给出意见。

即使这样，也还是曾有业内知名的大专家直接质问姜兆理：“你懂这个专业吗？你做过手术吗？你看都没看过凭什么说我有错？”

还有的患者总怕自己赔偿要少了，有的一上来就耍横：“不给我调够70万，卸你一条腿！”时至今日，姜兆理的腿还好好的，倒是总有些患者家属来找他道歉，甚至在结案后，有人举着2000元红包要感谢他。

很多时候，钱并不是万能的解药，“有的人并不特别看重钱，但他们要一个理。”姜兆理说，他调解过不少案子，最终调查证明医院确实无过失，零赔付，但患者也认可，也给他送来锦旗表示感谢，“因为觉得公道。”

这几年，姜兆理明显感觉自己“老了许多”。因为每天看大量病历、化验单，眼睛花得越来越厉害，他手边时常带着一个放大镜，为了识别病历上的潦草字迹。唯一“进步”的只有体重，压力大、久坐运动少，老姜几年间“增肥”了20多斤。

“为了什么？就为了在替患者说话时，有理有据！”姜兆理太清楚，“因为就医过程的信息太不对等，患者确实是弱势群体，”特别是，花了钱又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自然地就会感觉被欺骗、被欺负，甚至觉得必须要态度强硬才能获得更多的赔偿。调解员要做很多在双方之间相互解释的工作。

“要说完全避免矛盾，不太现实，但很多问题可以提前预防。”王梅认为，“告知”是一个焦点问题——大夫认为告知了，可患者可能根本听不懂，可一旦出现问题，患者往往认为，只要在医院治疗出了问题医院就得负责。

王梅更多地看到医生的不易。“任何治疗都是有一定伤害的，哪怕你抽一管血，也是有风险的，在整个诊疗过程中，这个风险应该是医患双方共担的。”

张有强曾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监委会专职委员，他认为医调委和检察院有着共同之处，都是第三方监督机构，“要做好监督，也要了解被监督者的心声。”

上任后，他带领调解员拜访了天津十余家医院的负责人，倾听他们的心里话。很多院方谈到，怎么保障医生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一些很优秀的医生，干得多，也有能力尝试新的技术领域，出错概率也大得多，如何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在工作中，姜兆理会建议医生少说医学术语，多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比如在手术前，可以给患者画一幅图，说明手术部位的具体位置，以及会存在哪些潜在风险。如果一开始就互不信任，后面的诊疗会出现各种问题，比如医生为了避免承担责任，实施“防御性医疗”，即尽量多让患者做各种检查，即使对治病并无用处。

“真正因为大夫技术水平不行造成的纠纷，占不到两成。”姜兆理认为，很多事故归根到底，还是大夫的态度和责任心的问题。他举例说，好几起医疗事故，都是在周末或是节假日期间发生的，大夫此时比较懈怠，缺乏对患者的持续关注，是导致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每个季度，天津市卫生系统会召开会议，专门请医调委的调解员去给各大医院的主管和医学专家开出医患沟通的药方：如何与患者沟通？哪些诊疗规范最容易被疏忽？

“要让老百姓信服，有两条——爱和规矩。”张有强说，做事离不开做人，从善心出发，多些尊重和理解。做事必须按规矩，“最大的规矩就是法治。”他感慨，中国很多事情要做好，还是要靠健全法制，这也是现在最欠缺、问题最突出的地方。

做调解员久了，年近古稀的姜兆理有时会想，如果时光倒退30年，自己可能会是一个更受患者喜欢的好大夫。他的妻子是一名内科专家，如何跟患者打交道，是这对夫妻最爱交流的话题。“她不是医术最高超的，却是非常受患者喜欢的。”他说，正因如此，妻子退休后仍愿意返聘当医生，依旧感觉“干得很快乐”！（记者 胡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