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24日电（刘映晏珊）仔细询问病床上耄耋患者的病情，耐心解答一个个“老病人”的咨询电话，哪怕夜晚从机场回京，也是直奔病房，只为亲自评估一下次日危重介入手术患者的病情……作为我国著名心脏病专家、心血管介入治疗领域的“领军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简称北大医院）霍勇教授常说的一句话是：病人的事最重要，他的工作就是照顾病人一辈子的医生。

多年来，霍勇教授在引进、普及、规范和提高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新理念、新技术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主持开展的心血管病介入治疗培训、认证和质控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13年霍勇教授带领心内科团队完成了中国第一例左心室辅助装置手术，开启了我国结构性心脏病治疗的新篇章。近日，霍勇教授再次率领心脏团队完成了北大医院首例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简称TAVI）。本期新华网健康频道《镜头下的医患现场》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看看该院心脏中心主任霍勇教授在挑战一个个医学高峰的同时，是如何与老病人结下这份“不了情”的。

　　 挑战高峰心脏介入治疗实现中国式创新

作为心血管内科主任，霍勇行医30年始终坚持7*12小时工作制，遇到危重病人，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30年前，首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技术被引入中国，以霍勇为代表的首批心血管介入治疗医生开始苦心钻研，“十年磨一剑”，终于研发出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心脏介入治疗新模式。在他的带领下，2009年，北大医院心内科成为首批卫生部心血管疾病冠心病介入治疗医疗质量控制中心。

早上7：00未到，北大医院心内科每周一次的疑难病例讨论例会已开始。心内科的主治医生们把门诊中遇到的疑难病例通过讲演方式展现出来，在讲演过程中，霍勇会不时打断，仔细进行分析讲解。“心内科病种复杂，且极易发生变化，更需要临床医生不断进行随访和观察。而心内科的导管介入、射频消融等技术，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霍勇说，“所有的‘名医’的养成其实都是厚积薄发的过程”。

心脏介入技术是一种诊断与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微创技术，无需开胸，在影像学方法的引导下，经过穿刺体表血管，通过特定的心脏导管操作技术对心脏病进行确诊和治疗。它介于内科治疗与外科手术治疗之间，对冠心病、心律失常、瓣膜病、先天性心脏病等有很好地治疗效果。然而，心脏介入术需要在直径1.5至2毫米的血管里进行，“就好比在心脏上的细小血管中进行绣花一样，而且要绣得精确、完美，稍有偏差便会危及生命。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艺术。”

“在国外，心脏介入技术已相当普及，美国每年有100万人接受介入治疗。”霍勇说，“尽管中国心血管内科的发展要晚于国际上10至15年，但中国人心灵手巧，在某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好，比如手术方式的改进，我国在心血管介入技术的使用上更加普及，完全可以比肩国际。”作为冠心病介入治疗技术“大咖”，霍勇现在正致力于把现有的技术传授给他的同事和学生。尽管前段时间因在义诊途中左脚踝关节扭伤导致骨折，霍勇也要坐着轮椅到手术室亲自指导。

有人说，心脏介入医生的工作更像是在“拿命换命”。在霍勇的手臂上，清晰可见放射线留下的“吻痕”。据悉，对于冠状动脉介入手术来说，必须得在X射线下，血管的症状才能诊断出来。因此每次手术医生都要都穿着十几斤重的铅衣，“一台造影手术是半个小时，如果是复杂病变或者急诊手术，最长要做到3个小时。霍大夫一天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一年几百例介入手术。”据一名同事透露，“做手术时，双臂是暴露在外的，因此长期辐射，就易出现皮肤反应。但是霍大夫总是把病人的生命看作是最紧要的，因此常常‘连台上’，一天除了吃饭喝水，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将心比心做患者一辈子的“护心人”

出诊、教学、科研、手术、参加学术会议……霍勇身兼数职，每天排得满满当当，但无论每天有多忙，他都会坚持早晚各查一次病房，只要患者还醒着，他也会亲自过来询问一下病情，安慰一下病人紧张的情绪。每次手术前，霍勇必会亲自和患者沟通，耐心地鼓励安慰患者。“医术有边界，并不能治好所有的病，但医生的安慰和关爱，能减轻患者的无助和痛苦。”霍勇说。

这名“老病友”今年85岁，几年前做过心脏支架手术，这次突发心梗，从急诊转院到心内科病房，经抢救，老人病情平稳，但几天前突发肺部出血，老人身体非常虚弱。“大娘，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病床前，霍勇仔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当得知老人腿部疼痛且无力时，霍勇忍着左脚的疼痛，站起来为老人检查，并叮嘱老人要坚持做康复训练，还要补充营养。

“医疗本身不应该只是硬邦邦、冷冰冰的医疗器械和药片，而是应更多地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尤其是在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和医治过程中，医患之间的信任更加重要，只有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出医疗的最大效能。”霍勇说，亲者尽心、医者尽力，不留遗憾就足够了。

走廊里，轮椅上的霍勇邂逅了轮椅上的“老病人”。半年前，霍勇曾为他做了介入手术。“老爷子，现在身体恢复得怎样？”霍勇立刻关切地询问。老人连连点头，并示意让儿子把轮椅推到霍勇的轮椅边，紧握霍勇手，连声说谢谢。

据介绍，霍勇在北大医院每周出诊一次，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是危重患者，不加号；检查结果，随时看。因为出诊时间紧张，他要把号留给真正的重症、疑难症患者。说着，就有一名中年男子探进头来，“霍大夫，我挂不上您的号。我母亲上次做的检查结果出来了，能不能给加个号？”“不用加。”霍勇摆摆手，“拿来我现在给你看。”

“这个病人我记得，得过心梗。检查结果倒没什么事，还是要坚持服药……”霍勇一边叮嘱，一边将自己手机号留给了患者。原本就“分身乏术”的他，还愿意承担患者可能随时咨询的“麻烦”。“这些都是比较严重的‘老病患’，有情况及时咨询病情，也能让他们少跑一趟医院，少留一些忧虑。”霍勇说。

“霍大夫经常会忙得顾不上吃饭，顾不上回家陪伴家人，但他从来不拒绝这些患者的电话，每一个问题都耐心回答。在他的心中，患者的事最重要。”北大医院心内科医生陈尔冬说。

　　 心系百姓倡导创建心血管病防控体系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我国民众健康的头号“杀手”，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心脏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更是呈快速上升趋势。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医治未病”，面对我国高血压发病率逐年上升的趋势，霍勇牵头领导研究团队，结合高血压人群特点，在世界上首次提出“H型高血压”概念，对中国人卒中预防提供了宝贵的循证医学证据。

据《2015中国冠心病介入治疗数据》显示，从2009年至2015年，我国PCI手术总例数持续平稳增长，但病例仍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中小偏远城市冠心病介入治疗仍在平均数以下。“我国共有2600多家县医院，但开展介入治疗的仅有100多家，建立导管室的有300多家，这些数据远远低于法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由此可见我国冠心病基层介入治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亟需建立一个完善的冠心病介入治疗培训体系。”霍勇说。

为此，从2002年开始，霍勇领衔在全国建立了一百多个卫生部培训基地（56个冠心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54个心律失常介入诊疗培训基地、25个先心病介入诊疗培训基地）和质控中心，并对基地人员进行了全面规范化培训操作。此外，他倡导建立了冠心病介入病例网络直报系统，对我国心血管病临床介入治疗的基本资料进行了实时、全面、系统的收集，使我国率先成为从国家层面对介入病例的数量和质量实现实时监控的国家，相关数据也为政府相关医疗决策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撑。

在霍勇等众多专家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冠心病介入治疗不仅例数每年持续攀升，同时发展模式也摆脱了过去数量至上的粗放型发展，逐步驶入质量优先的规范型发展快车道，介入诊疗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如今，霍勇正牵头实施冠心病介入诊疗准入规范，他要将这项技术带入国家层面规范化管理进程。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霍勇正在用他的学识、影响和责任帮助更多的心脑血管急症患者：开展“中国急性心肌梗死规范化救治项目”，让更多的患者、医务人员了解心梗急救相关知识，缩短血管开通时间，最大程度发挥直接PCI治疗的优势，做到“救急”；另一方面，他不断推广BMS的使用，降低病人的费用，做到“救贫”。

谈及心血管内科未来发展，霍勇坦言，心内科发展应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要医生自行提升医术，让医术更加专业；二是优秀的医生要带动周围人，共同提高；三是要通过技术的推广，带动国家心血管整体行业的发展，最终促进全民医疗水平的提高。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霍勇在做好临床诊疗工作的同时，更是心系全国百姓，并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社会责任。2015年两会，霍勇提出了“关于成立国家级心血管病学会组织的建议”，“将公民健康教育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增加财政投入完善我国医疗急救体系建设”三项提案。2016年，针对我国人群血脂异常特点，霍勇又作为第一提案人，提出“将早期血脂筛查和管理纳入我国慢性病防治规划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提案。从“治病救人”到“防病救民”，比起做好手术，教会百姓防病更加重要，而这也正是霍勇积极投身于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防控事业的动力之源。